周恩來涉險密會張學良共商“逼蔣抗日”經過

發布時間:2019-06-20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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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人民網黨史頻道連載了由余瑋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臺,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臺——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采。以下為本書節選:

“逼蔣抗日”:與張學良形成共識

毛澤東率軍東征之時,周恩來坐鎮陜北做張學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在去年的9月底至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的指揮下,在陜北消滅了國民黨東北軍3個師,并且生俘東北軍第六一九團團長、張學良的得意門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紅軍根據中央優待俘虜的政策,給他治傷,生活上加倍照顧,還經常給他講紅軍北上抗日,打回東北去,收復失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紅軍政治思想工作的影響下,高福源主動要求放他回去,宣傳紅軍抗日的主張,說服張學良和紅軍聯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談了這個想法。李克農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請求及時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請求,特意指示李克農,要高福源在蘇區多住幾天,多看看,多聽聽,回去之后多講紅軍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1936年1月初,高福源離開瓦窯堡回到洛川后,向張學良面報了他這幾個月在蘇區聽到的、見到的情況和紅軍抗日救國主張。他們談了一個整夜。最后,張學良痛快地說:“你談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見。你休息一兩天就趕快回去,請紅軍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我們正式商談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窯堡,要求紅軍派代表去談判。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派李克農去洛川同張學良談判。20日,李克農同張學良進行了3小時商談。張表示愿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前往談判。李克農臨行前,周恩來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務,叮囑道:“這次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險,你們要有思想準備。不管遇到什么情況,你們無論如何不能談崩,一定要談好。”

紅軍的東征,按原計劃在2月20日由毛澤東率領進入山西。25日,李克農到洛川,先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談判,達成5項局部性的口頭協定。3月4日,張學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裝,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鏡,手拄文明棍。李克農一見他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來:“張將軍你這是解甲從商?”

“我是來做大買賣的。”張學良順茬開起玩笑。李克農笑著反問:“是零售還是整銷?”張學良高聲笑道:“當然是整銷!”兩人朗聲大笑。

在同李克農會談時,張學良坦率地說了自己的看法:“現在中國的國家力量幾乎全部掌握在蔣介石手里,同時蔣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須聯蔣。”最后,雙方商議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權代表,最好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膚施(即延安)同張學良面談。會談結束后,李克農向中共中央報告,并請示行動。當天得到中央復電,同意談判結果。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膚施同張學良談判。同時,決定派劉鼎作為黨代表常駐西安。劉鼎到達西安后,與張學良開誠布公地就有關方面進行了交談。

這時,另一個好消息傳來。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同楊虎城密談后,來向中央報告。楊虎城是陜西地方實力派的首領,擔任著十七路軍總指揮和西安綏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進步思想,過去同共產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系。

一切都準備停當,周恩來臨出發前,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名義致電張學良和王以哲軍長,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點和會談內容,電文主要內容是: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和李克農于8日赴膚施,與張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窯堡起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20里之川口,以待張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導入城,關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商談之問題,敝方擬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抵御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具體步驟及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選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告為盼。

電文發出,當夜就收到了張學良的回電,同意所列的條款和內容,會談地點定在膚施清涼山下橋兒溝天主教堂里。

4月7日清晨,天下著大雪,周恩來和李克農帶著電臺、警衛部隊從瓦窯堡出發。途中要經過蟠龍鎮和拐莫,約有兩天路程,周恩來只帶20多個騎兵警衛,這一帶蔣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為周恩來的安全擔心。

周恩來一行曉行夜宿,8日下午到達膚施城郊東北的川口村里。周恩來讓跟隨的電臺與張學良聯系,不巧電臺發生了故障,一時聯絡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張學良才得到了周恩來到達川口的消息。這時張學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電駐守膚施的一二九師師長周福成準備盛情接待,一面親自駕機帶領王以哲和衛隊長孫銘九等人飛往膚施。

黃昏時分,周恩來、李克農由高福源引路進入膚施,走向談判地點。周恩來剛走到天主教堂門口,張學良就迎上來,緊握住周恩來的手不放,激動地說:“周先生,雖然我們沒有見過面,但我早就認識你了!”周恩來一手拍了拍張學良的肩膀:“我也算早就認識你了!我早年曾是在東北度過,跟少帥也算是半個老鄉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啊!”

兩人一見如故,攜手走進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經擺好了一張圓桌,圓桌上擺滿了糕點和水果。一杯杯剛剛斟滿的熱茶,在5支蠟燭的亮光下,飄散著熱氣。

經過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張學良首先爽快地說:“不瞞周先生說,兩年前我從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經,認為只是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主張中國應該有個領袖,實行法西斯專政,把朝野各黨各派的意志集中起來,把全國各方面力量,統一起來,像希特勒之于德國,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樣,才能夠抗擊日寇,應付國難。但我現在已認識到國民黨貪污腐化黑暗無能,遠非德國的國社黨(納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個沒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團,幾年的實際觀察和周圍朋友對我的談話勸告,特別是李克農先生和劉鼎先生對時局透徹分析,我認為我過去的那種想法是錯誤的……”

周恩來目光炯炯地靜心聽著張學良的講述,臉上的表情和善而莊嚴。他對張學良說:“張將軍既是集家仇國難于一身,也是集毀譽于一身的,張先生處心積慮要雪國恥報家仇的心情,只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了解你同情你,并會幫助你。可惜張先生把路走錯了。什么是法西斯,簡單講,法西斯就是軍事獨裁。袁世凱搞過軍事獨裁,失敗了,吳佩孚要武力統一中國,也失敗了,這些張先生都知道,并經歷過。誰想在空前國難中搞獨裁,而不去抗日救國,誰就是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敗。中國共產黨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內戰團結抗日,槍口一致對外。”接著,周恩來坦率地對張學良講了對當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一些看法后,又誠摯地問張學良道:“張先生,你看中國的前途如何?”

張學良說:“中國的前途有兩條,一是走共產黨的路,二是走國民黨的路。我過去總以為法西斯獨裁可以救中國,因此曾提出擁蔣的口號,現在看來,好像不對了。如果中國內戰不停,什么時候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呢?”周恩來說:“張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話,就一定要實行民主,走人民群眾的路線。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眾,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樹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實行民主,才能調動起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的勝利,把中國引向光明。”

張學良說:“周先生講得極是。對于蔣介石我本人和你們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經和李克農先生講過,意見未能達到一致,所以,特別約周先生親自談一談。”周恩來點了點頭,說:“這很好嘛,多接觸多談,雙方就會多了解多諒解,關于統一戰線的問題,很愿意聽聽張先生的意見,以便考慮。”

張學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他現在實際上還統治著中國。不僅中國的大部分地盤和軍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財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攬。我們現在想壯大抗日力量,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們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蔣抗日’,工作起來有實際困難。目前應當設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扭轉過來,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他勢必會與我們作對。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像在張家口對付馮煥章先生那樣。蔣介石的脾氣我是知道的,為了自己他會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來沉思了一下,說:“張先生這個意見很有道理,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我本人同意張先生‘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主張。如果抗日戰爭爭取不到蔣介石這個集團參加,將是一個大的損失,爭取過來是有好處的。可是,蔣介石目下正像滿清的西太后一樣,‘寧給外人,不給家奴’。對日寇無恥退讓,對愛國群眾殘酷鎮壓,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是依靠出賣中國的主權來維持他的統治。不管他口頭上如何詭辯,他實際上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忠實走狗。共產黨過去也不是不愿意爭取這個集團的力量抗日的,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眾的力量粉碎他這個反動集團,對抗日救國才有利,現在,為了抗日救國大計,我們可以既往不咎,愿意爭取這個力量,但是,光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血的歷史教訓的。所以,要讓步,還得要斗爭。只有經過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

張學良說:“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據我了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里來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

周恩來笑了笑,說:“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力量爭取過來抗日救國,也是我們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辦法才能爭取過來呢?張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談一談。”

張學良說:“蔣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給他難堪,他也發過牢騷,心中憤恨。但他有個很錯誤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因為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據。”

聽了張學良這一番話后,周恩來站起身來,憤慨地揭露了蔣介石竊取革命勝利果實、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投降封建軍閥、血腥鎮壓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農和劉鼎都覺得痛快淋漓,張學良也很激動。

周恩來稍稍停了停,說:“這些舊賬,我們不愿意再算了。”張學良連忙說:“對,對。抗日是當前迫切的大事啊!”

周恩來說:“我還是這句話:光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是軟弱可欺的。要讓步,還要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張學良聽后顯得十分興奮,他說:“周先生說得對,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內外夾擊,一定可以把蔣介石扭轉過來的。”

接下來,雙方針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有關問題進行開誠布公、推心置腹的交談。談判進行了一個通宵,到次日凌晨4點才結束。經過這次會談,雙方達成了以下協議:一、南京政府必須改組,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必須取消,如果做不到,就另組國防政府,領導抗戰。二、停止內戰,先由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組成抗日聯軍,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勢。三、紅軍主力取道綏遠開赴抗日前線,張學良把傅作義說通。四、東北軍的五十三軍,現在保定、石家莊一帶,已經派黃顯聲為該軍副軍長,將接替萬福麟為軍長,可以配合冀綏方面的紅軍抗戰。五、張學良已經和新疆取得聯系,不日新疆代表張在善就可到達西安。必要時,與新疆盛世才、甘肅于學忠、寧夏馬鴻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陜、寧4省的抗日大聯合,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張學良對談判十分滿意,拿出自已的積蓄兩萬塊光洋和20萬法幣,資助紅軍作為抗日經費。分手時,張學良把他帶來的《申報》60年紀念印制的大地圖贈送給周恩來。這本大地圖是當時中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高等投影設色地圖,可輔助軍用。交給周恩來時說:“共同保衛中國!”

4月13日,周恩來回到瓦窯堡。留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立刻召開會議,聽取周恩來的報告。會議同意談判結果,并派劉鼎繼續去張學良處工作。

4月15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東征前線的山西省永和縣趙家溝村召開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于在膚施與張學良會談情況的匯報,批準了膚施會談中雙方達成的各項協議。并對當前形勢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一致認為:“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值得采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主張。

紅軍東征后所向披靡。蔣介石派了10萬大軍分兩路開入山西,支援閻錫山。為了顧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規模內戰,趙家溝村會議認為:我軍東征已取得了很大勝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打擊了敵人,發動了群眾,擴充了兵員,籌集了款項。為顧全抗日救國的大局,避免大規模的內戰爆發,黨中央斷然決定:將“渡河東證,抗日反蔣”的方針,改變為“回師西渡,逼蔣抗日”。

從4月中旬起,周恩來指揮留守各部保護渡口,準備船只,并親到延川迎接。

4月22日,周恩來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由劉鼎帶去。3天后,張學良接到周恩來的親筆信拆開一看,只見寫道:“漢卿先生: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并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后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復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敝軍在晉,日有進展,眷念河西,頗以與貴軍互消抗日實力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與蔣氏之目前壓迫所致,則又益增其敵愾,決心掃此兩軍間合作之障礙。先生聞之得毋具有同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率直之處,諸維鑒察。”

周恩來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樣,給予張學良甚高評價,敬佩之情躍然紙上。張學良對周恩來也引為知己,接讀來信后十分激動。

他將信小心裝好,對劉鼎感嘆道:“我和蔣先生處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后是否抗日。對中共我不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還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

周恩來在信中還通報了時局動向,針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國內階級關系發生變化,進一步闡明了中共方面的認識,并告知蘇區發展的方向和紅軍主力的戰略行動,重申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的態度,實際是膚施秘密會談內容的進一步深化。此信隨劉鼎作為中共代表赴任時面交,也起到了介紹其擔當紅軍與東北軍之間聯絡重任的作用,使劉鼎贏得張學良的信任,張學良當即十分高興地對劉鼎說:“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劉鼎這位早在德國勤工儉學時即由朱德等介紹加入中共的老資格黨員,遂以“秘書”身份入住西安的張學良公館,為他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十七路軍的團結合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宣言》中說:“在全中國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向全中國各黨派鄭重宣言: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不相同的主張與信仰,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的沖突與斗爭,然而我們都是大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抗日救國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抗日救國而大家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共赴國難,是所有我們中國人的神圣的義務!”《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動綱領6條和派代表具體進行協商的辦法。

5月5日,紅軍全部回師河西,接著又轉向西征。這時,東北軍在蔣介石嚴令下向北推進。中共中央決定西遷保安,將瓦窯堡讓給東北軍。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指出:“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幡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定:“恩來留守東線,指揮東面各軍及地方部隊,抗擊進攻敵人,并布置中央及軍委轉移。”

就在張學良收到周恩來的以上來信兩個多月后,他致周恩來的親筆函:

此信由劉鼎返回蘇區參加7月5日召開的安塞會議時面交周恩來。安塞會議的議題是商討對東北軍的工作,順應“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推動張學良“另立局面”,建立“聯共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把東北軍和紅軍“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視,都從中央所在地保安趕來安塞出席。張學良在信中表明了東北軍方面的意向,對雙方擬議中的“西北大舉”,提出要“6個月功夫”,一方面是“須準備整理”即整頓東北軍,需要一定時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兩廣和南京等“外間情況”,“大舉”條件尚不具備,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決心,“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后來西安事變的發生即是實證,而且時間恰在“6個月”之內。至于“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則是指交界地區雙方駐軍之間發生的摩擦和沖突,東北軍與紅軍之間大體上能夠遵照秘密的口頭協議,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為搪塞蔣介石“剿共”命令,雙方有時要打假仗、放空槍,但遇有通報不及,不悉內情的下層官兵及少數堅決反共者,就要與紅軍接火,張學良特意申明“必須互諒互信而調整之”。

在這封張學良親筆函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稱謂,不僅將直接交往的周恩來、劉鼎稱之為“同志”,而且“代問候諸同志”即中共所有領導,還在信末注明“爾后用‘李毅’”,為自己確定了化名。從此函的稱謂足以可見,張學良與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關系”,稍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張學良的一封聯名信就稱“李毅”為“同志”,而且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雙方往來電函都時有“同志”互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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