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耀健:周恩來在重慶的統戰實踐
發布時間:2019-06-25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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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周恩來同志根據黨的指示,領導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夜奮戰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戰時首都重慶。他積極團結民主黨派人士和各階層人民,壯大了革命力量,鞏固并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共的統戰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率先垂范,求同存異,以情感人,以誠待人,以理服人,善于將黨的方針政策與個人的人格魅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呈現出高超的統戰藝術。

禮待黃炎培買下題詩畫作

戰時的重慶雖然物資匱乏,但文化生活卻十分豐富,文藝家們常常舉辦專場演出或個人作品展覽。一次,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沈鈞儒的三子沈叔羊在夫子池的“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展覽館舉辦個人畫展,既是畫品展出,也作現場銷售。其中一幅畫取名為《歲朝圖》,畫中有臘梅、天竺子、花生、黃豆芽,還有一瓶茅臺酒。

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黃炎培,與沈鈞儒是江蘇同鄉,更是志同道合者。好友的兒子辦畫展,他當然要前往參觀。黃炎培在《歲朝圖》上看到茅臺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國民黨報紙報道紅軍長征過貴州占領茅臺鎮時戰士們以酒洗腳(實際上是以酒療傷)的事,就詢問沈叔羊能否在他的畫作上題寫一首詩。書畫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題跋,稱之為“添香”,作品身價倍增。沈叔羊欣然答應,并為黃炎培研墨。黃炎培思索片刻,提筆寫下一首七絕:“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諷刺了國民黨對紅軍的譏諷。

而這很快引來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關注。當時,南方局文委一直重視文藝界動向,沈叔羊的畫展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員參觀畫展后向周恩來匯報了兩個情況:一是國統區已知紅軍長征的事情,二是畫作上有黃炎培的題詩。

周恩來聽到第一條,哈哈大笑;聽到第二條,馬上嚴肅起來,立即指示工作人員,帶錢去買下這幅畫。其時南方局經費拮據,花錢去買一位小畫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來說,這幅畫與兩位重要民主人士有關。沈叔羊的《歲朝圖》就這樣被南方局收購,送往延安。

1945年夏,為推動停滯中的國共和談,黃炎培與其他5名參政員一起飛赴延安。毛澤東率領幾乎所有中共領導赴機場迎接。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令黃炎培感動。然而,更令他動容的是,當他走進毛澤東的會客室時,第一眼就看見了《歲朝圖》,看見了自己的題詩。他明白,共產黨人是真心拿他當朋友,所以直言貢獻了論執政黨的“周期律”(黃炎培在延安考察時,向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澤東則稱已找到新路,即民主——編者注)。黃炎培是民盟的創始人,在與中共“共進退”的主張上,他和張瀾是一致的,因而水到渠成,也就有了民盟日后擁護“五一”口號之舉。

若干年后,國民黨中統負責人徐恩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到關于這幅畫的故事,除大罵手下人是飯桶外,還由衷感嘆道:“周恩來搞統戰,猶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細數吾黨同仁,難有與其相匹敵者也!”

爭取康心之找康家小姐做工作

抗戰時期,重慶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兒康靚,受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在女子師范學校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并堅決要求去陜甘寧邊區,但被父親康心之拒絕。多次協商不成,康靚于1938年6月私自離家奔赴延安。康心之只得親自去拜訪周恩來,請求幫忙尋找女兒。

當時,康家四兄弟在重慶勢力很大,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會員;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顧問;老四康心遠是“寶豐”公司總經理。康家和許多國民黨黨政要人及地方實力派多有往來。事關統戰大局,周恩來十分重視,答應了康心之。

卻說康靚到延安后改名為康岱沙,進抗大和中央黨校學習一年多,進步較快,打算一輩子留在那里干革命。不料,鄧穎超找到了她,與她親切交談,告之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來和林伯渠,稱思女心切,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慶。康岱沙聽后表示絕不走回頭路。鄧大姐告訴她,如果她回重慶去,通過家庭成員、社會關系,多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可以動員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戰的隊伍中。康岱沙恍然大悟,立即給家中寫了信,還附上了一張近照。

1940年4月,周恩來到延安公干,返渝時帶上了康岱沙。途中,他專門抽時間與康岱沙談話,分析重慶的統戰對象,他指出,對國民黨元老、地方實力派和某些工商業者,不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時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資本家剝削工人,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但他們還是要抗日的,愿做愛國的企業家和生意人,可以為抗日作點貢獻。他還指導康岱沙如何運用區別對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這些人的統戰工作。周恩來特別叮囑康岱沙不要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甚至對她的父親、親友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在新環境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都作了設想。為了防止家人催逼康岱沙結婚,周恩來還教她,回家后先把中耳炎治好,再向父親提出要繼續讀書,爭取考上大學。

回到重慶第二天,康岱沙在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脫下了八路軍軍裝,換上了周恩來讓人事先為她準備的旗袍,鄧穎超等還幫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重新變成大家閨秀的模樣。隨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又一起陪她驅車前往市中區領事巷,康心之的公館就在那里。

離家兩年的康岱沙,突然出現在康公館,令康心之喜出望外。他對周恩來千恩萬謝,說自己過去不了解共產黨,現在知道共產黨最講情義。他見女兒言語恭順、衣著光鮮,十分高興,連續幾天專設家宴,廣招親友慶賀。康心之是陜西人,國民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駐蘇大使邵力子,以及西北軍將領高桂滋、鄧寶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便常到康公館聚會,討論局勢,針砭時弊。康岱沙留心他們的政治態度,講述自己在延安的見聞,對他們施加積極影響。

周恩來也時而上門小坐,暢談時局,曉以大義,使康心之逐漸覺悟。康岱沙后來回憶:“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來材料,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有時,親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談的機會,同每個成員接觸、交談,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做些工作,好從側面了解國民黨內有關情況和統治階級內部關系,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于判斷形勢,制定政策。”“恩來同志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體的數字,利用開座談會的機會,列舉事實,有力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對民族經濟的敲詐勒索,用材料和數字說明事實真相。這種有理有據的談話,使得我父親等人對恩來同志和我黨十分欽佩和信服。在家人聚會時,談起恩來同志常常是贊揚不已,心服口服。”當時,康公館逐漸成為中共中央南方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據點。1941年民盟組織成立后,康心之幾次把自己的公館借給民盟開會或舉行活動。為了感謝延安方面對女兒的培養,康家向陜甘寧邊區運送過7卡車物資,還兩次捐款數千元贊助抗大、陜北公學和女子大學,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評。

后來,因康岱沙在成都光華大學讀書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險,周恩來考慮再三,決定將她再次送到延安去,并向康心之說明了情況。康岱沙臨走前,周恩來特地安排讓康心之到紅巖村看女兒。當時,汽車不能直接開上紅巖村,周恩來便讓辦事處專門準備了一乘滑竿,將康心之抬上了山。那天,周恩來因在城里參加國共談判,遂委托辦事處處長錢之光接待了康心之。康心之這次不再阻攔女兒去延安了,還托女兒帶了兩條“三五牌”香煙,請她轉交給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后,康心之被安排為重慶市各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他積極擁護公私合營,將煤礦等資產、領事巷10號私宅無償捐給人民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號居住。在周恩來的關心下,1956年,康心之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當時國家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按月發定息,所以康心之拒收全國政協每月給他的200元補助。他在自己的文稿中寫道:“心之以領定息足以生活,對全國政協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辭拒收,為國家點滴節約。”

團結黃鼎臣一碗甜粥暖人心

致公黨領導人之一黃鼎臣,曾留日學醫,抗戰時期在重慶掛牌,醫術高明,門庭若市。一些達官貴人欲以高薪聘他去做家庭醫生,被他謝絕。而當新華日報社聘請他為醫藥衛生顧問時,他卻不怕戴上“紅帽子”,毅然答應。原來,黃鼎臣是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后因聯系人被捕失去組織關系,但他并沒有彷徨氣餒,仍自覺地為黨服務。

從此,黃鼎臣常到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新華日報社和周公館出診,給共產黨人看病,有機會見到周恩來和其他南方局人員。他掛上聽診器時是醫生,摘下聽診器時則成了學生。他津津有味地聽周恩來講時事政治,從中汲取進步思想的營養,以充實自己的人生觀。

南方局黨組織也注意團結黃鼎臣,指定許滌新負責與他聯系。當時,陪都各界人士常到天官府郭沫若家去聚會,討論抗戰形勢,尋找民族前途,黃鼎臣也是座上客。聚會中,只要周恩來到場,氣氛就異常活躍,他對各界人士一視同仁,推心置腹。給黃鼎臣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對不同意見從不強詞奪理,而是通過透徹的分析講清道理,使大家心悅誠服。他的精辟闡述,給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的各界進步人士指明了方向。黃鼎臣回憶說:“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負責南方局工作,從不放過任何同黨外人士接近的機會。有什么事情,他都向黨外民主人士通報,找大家商量。”正因為如此,黨外民主人士對周恩來都敬佩有加,言聽計從。

周恩來勤于交友,真誠待人。在黃鼎臣的記憶中,一次,周恩來在郭沫若家召開座談會,其間,大家品嘗到了周恩來帶來的“小禮物”——用延安帶來的小米和紅棗熬成的甜粥。一時間,大家心里都甜甜的,暖暖的。

1949年6月15日,黃鼎臣作為中國致公黨的代表,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當時住在北京飯店。周恩來常到飯店看望大家,有時召開座談會。政協會議籌備工作由周恩來親自領導,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有道理則采納,不恰當的就加以引導,使會議文件為各方面所接受。黃鼎臣認為,“致公黨能夠走向革命,成為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是與周恩來的支持幫助分不開的。”

結交沈鈞儒親自祝壽表誠意

沈鈞儒是有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曾被國民黨拘禁,1937年夏獲釋,卜居南京。一天,國民黨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以中蘇文化協會的名義舉行茶話會,邀請沈鈞儒出席。就在這次茶話會上,沈鈞儒第一次見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來,他們除傾心交談外,還約以后相會。寧、滬失陷后,沈鈞儒與周恩來在武漢又有多次接觸,政治態度日益進步。

1938年10月武漢棄守,周恩來和沈鈞儒都到了重慶,見面的機會更多了。當時,各民主黨派人士常到上清寺“特園”聚會,議論時局,針砭時弊。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同志也常去那里,通過座談團結各階層愛國民主力量,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周恩來每次去“特園”,都要與沈鈞儒交談,征詢他對時局的看法,并闡明共產黨的主張。而沈鈞儒則主動談起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情況,并就教于周恩來。他們互相尊重,禮尚往來,如忘年之交。

1943年12月21日是沈鈞儒的七十大壽,南方局決定借祝壽之機,吸引和團結各界愛國人士。但為了隱蔽,表面上由重慶文化界、婦女界和法學界出面發起。是日,有關方面包下“百齡”餐廳,舉行盛大茶話會。民主人士沈鈞儒、郭沫若、史良、李公樸、陶行知、張申府、黃炎培、柳亞子、梁漱溟、章伯鈞等人到會,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李濟深也來了。共產黨方面前來祝壽的,有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

陶行知首先致詞,在于右任、邵力子和郭沫若講話后,董必武代表中共講話,他說:“記得我們還在長征途中時,就聽到沈先生及救國會鄒韜奮諸位先生提出的抗戰、團結、民主的主張。我們贊成這個主張。”聽到此處,周恩來帶頭鼓了掌。

1944年11月,因公暫時離渝的周恩來,時隔數月又來到重慶,并參加了郭沫若歡宴柳亞子的集會。集會后,沈鈞儒喜而作詩云:

經年不放酒杯寬,

霧壓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從天上至,

感時驚向域中看。

新陽共舉葡萄盞,

觸角長慚獬豸冠。

痛笑狂歡俱未足,

河山雜沓試憑欄。

詩中的“有客喜從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來從延安乘飛機到達重慶。沈鈞儒寓情于詩,通過對周恩來的熱情歡迎,來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愛戴。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和談,這期間,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與沈鈞儒等民主人士見面。國共和談破裂后,周恩來奉黨中央電召返回延安。臨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團在上海、南京的辦事處的住房委托中國民主同盟代管,親自把鑰匙交給沈鈞儒,還將放在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客廳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綠色瓷如意贈給沈老,表達對其的莫大信任。

新中國成立后,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還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關系,他與周恩來晤面的機會就更多了,而沈鈞儒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和愛戴與日俱增,他曾說:“我很想再活20年,做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可是,恩來先生說我留在黨外能起著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從黨的決定,做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了。”

影響胡子昂多次講話入心間

1938年初,平、津、滬、寧均已失陷,國民政府西遷,武漢一時成為抗戰中心。為接洽和商談貸款及擴建事宜,重慶華西興業公司經理胡子昂四次乘水上飛機前往武漢。

大敵當前,愛國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希望為抗日盡一己之力,探尋一條救國救民之道。經《新蜀報》總經理周欽岳介紹,胡子昂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簡陋而整潔的會客室里,周恩來侃侃而談,講述了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方針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他號召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堅決將抗戰進行到底。周恩來的一席話,使胡子昂明白了不少抗戰救國道理,大有頓開茅塞之感。特別是周恩來那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的作風,給胡子昂留下了深刻印象。

武漢失守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遷到重慶,胡子昂有機會多次見到周恩來。一次,胡子昂到白象街出席工商界愛國人士座談會,周恩來應邀來作報告,一進門就招呼胡子昂并對大家說:“我跟胡先生是老朋友了。”會上,胡子昂親耳聆聽了他激動人心的講話。周恩來針對國民黨加緊對民族工商業的壓迫和對人民群眾的肆意掠奪,列舉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出口豬鬃、桐油、生絲等所換取的外匯金額,均以法幣向工商界結算,私肥了官僚資產階級,卻使民族工商業蒙受了巨大損失的情況,并深入淺出地進行了揭露與分析,使包括胡子昂在內的工商界人士深受感動,并對周恩來表示由衷欽佩。

當時,重慶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劉鴻生、李燭塵、章乃器、吳蘊初、吳羹梅、胡西園、胡子昂等常去上清寺“特園”議論時局。而只要周恩來一到場,氣氛就格外活躍。周恩來在“特園”發表的講話,愛國主義的主題十分突出。他說,民族要獨立,國家要富強,工商業家要努力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此后,胡子昂先后又擔任了重慶自來水公司經理、興業公司總經理、四川省建設廳廳長、重慶華康銀行董事長等職務。他的政治覺悟也不斷提高,與志同道合者一道醞釀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

1945年10月,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邀請,出席“星五聚餐會”作演講。針對抗戰勝利后的時局,他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資本家要有遠見,同中國的廣大勞動者一道,共同奮斗,爭取和平與民主,以求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他說:“中國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上也要民主。工商界應推代表參加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決定施政綱領和修改憲章。”

共產黨是反對官僚資本的,周恩來的話,胡子昂聽得入腦入心。由于多次聆聽周恩來親切而深刻的教誨,又受到董必武、吳玉章、許滌新、徐淡廬、彭友今等同志的熱情幫助,以及現實斗爭的教育,胡子昂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先進力量的代表,可以而且應該由中國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來領導全國人民去與一切黑暗反動勢力進行斗爭,并且一定能最終取得徹底的勝利”。于是,他丟掉了對國民黨當局的幻想,更積極地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支持中國民主同盟的革命活動、參與籌建中國民主建國會,利用自己在重慶市參議會和工商界的地位與影響,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

1949年夏,胡子昂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從香港繞道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到北平后,周恩來在百忙中親自接見并告訴胡子昂,全國的解放已為時不遠,全國解放以后,整治國民黨留下來的爛攤子,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是勝利中的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說,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親密合作,共同努力。他對胡子昂能夠下定決心、不顧危險、克服困難,在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到達北平感到高興,表示十分歡迎,并勉勵他為祖國多作有益貢獻。此次接見,胡子昂特別興奮和感動。政協會議結束后,他有幸參加了開國大典,當親耳聽到毛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心情無比激動,“決心跟著共產黨永遠走下去”。

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建議胡子昂回渝工作。胡子昂欣然接受了黨中央的派遣,回到剛解放的重慶,先后擔任市工商聯主任、市政協副主席和副市長,為建設人民的新山城做了大量工作。20世紀50年代中期,胡子昂調京,歷任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胡子昂曾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周恩來同志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最杰出的倡導者和最優秀的實踐者。”

(作者:楊耀健 重慶文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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