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奕:國共兩黨在重慶的三次重要談判
發布時間:2019-06-26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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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黨”問題的談判

自抗戰開始后,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投降勢力就鼓吹失敗主義的言論。汪精衛叛國投敵后,日本政府加緊了對蔣介石的誘降。鑒于這種情況,1939年7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鮮明地表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場。由此,這一方針成為南方局堅守國民黨統治區,堅持團結抗戰的行動指南。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問題是一個非常突出和尖銳的問題。國民黨利用抗日的旗幟和在實力上具有的某種優勢,對共產黨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企圖吞并共產黨;而共產黨則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沖破國民黨的一切限制,放手發展自己的力量,進行人民戰爭。為了實現自己的企圖,蔣介石在國共合作抗日之初,即先后在武漢、桂林向中共方面提出把共產黨合并入國民黨為一個大黨,但均未得到中共方面答應。

到達重慶后,蔣介石成立一個大黨之心更加迫切。1938年12月12日,蔣介石會見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等中共參政員,拒絕了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處理國共兩黨合作關系的跨黨解決辦法,而堅持其將國共兩黨合并為一個大黨,以他為主席,有最后決定權的主張。王明、博古等當即予以嚴辭拒絕。1939年1月2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前夕,蔣介石又約見周恩來,重提統一國共兩黨之事,并要求將其意見電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于1939年1月22日為國共關系問題致電蔣介石,明確答復中國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并于其他任何政黨。25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上述電報轉交給蔣介石,同時復信給他,希望改善兩黨關系,減少磨擦,將合作貫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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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中共幫助國民黨舉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葉劍英(前排左四)與中共教官合影(資料圖)

這一時期,在南方局推動下,國共間還進行過一次重要軍事合作。1938年11月,蔣介石在湖南衡山召開軍事會議期間,在研討二期抗戰時提出與中共合作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的請求。出席會議的周恩來、葉劍英予以積極回應,經報中共中央同意,決定派葉劍英負責訓練班籌建。1939年1月,中共中央專門作出《關于幫助國民黨及其軍隊工作原則的決定》,表示“凡我們的幫助,能推動國民黨及其軍隊之進步,有利于整個抗戰者,應決心幫助之。”2月15日,“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簡稱游干班)第一期在湖南衡山南岳鎮正式開學。中共派出由教官6人,共30人組成的代表團,葉劍英任團長,特聘周恩來為講師。4月18日至19日,周恩來借到江南視察新四軍之便,到游干班作題為《中日戰爭中的政略與戰略問題》的報告,引起強烈反響。

游干班只辦了3期,后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終止,但是它的積極意義卻顯而易見。游干班結束后,不少進步學員繼續與中共教官保持聯系;有的重返前線打擊日寇,為國捐軀;有的毅然投奔解放區,參加了革命隊伍。

“皖南事變”前后的沖突與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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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迫于國內外各方面壓力,終于在1941年3月6日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的講話中,作出了“以后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資料圖)

第一次反共高潮結束以后,國民黨將軍事反共的重點南移,把反共目標指向敵后抗戰的新四軍,籌劃新的反共高潮,同時加緊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反共活動,兩黨關系依然緊張。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以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名義,簽署致第18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的“皓電”,最后通牒江南新四軍“限于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指定地區。由此,揭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為了探明國民黨當局的政治動向,了解各界人士對時局變化的反映,給中共中央作出正確對策提供依據,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南方局領導人頻繁接觸馮玉祥、孫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鈞、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們對“皓電”和時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來連續兩次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著著上升”,提議“皓電”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軍事上,一要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便于集結應戰;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隊需作應戰準備。為了使中共中央決策獲得更充足的依據,11月1日,周恩來又兩次致電中共中央,建議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通電答復“皓電”,表示皖南新四軍在有充分保障條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終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11月9日,由毛澤東起草了以朱、彭、葉、項名義致何、白的“佳電”,經葉劍英轉給國民黨當局。“佳電”剛柔并濟地批駁了“皓電”中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誣蔑不實之詞,既顧全大局,又堅持原則,發布后得了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中間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

12月25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稱新四軍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但“如果你們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沖突絕難避免”。次日,周恩來給中央發電指出:蔣的承諾“靠不住”,這次不過是“嚇壓之余,又加上哄之一著”罷了,而事實上,國民黨“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9000余人,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突遭國民黨軍8萬余人包圍襲擊,“皖南事變”發生。大部分將士英勇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來得到皖南新四軍遭襲消息,當即向國民黨聯絡代表張沖提出強烈抗議。1月11日,周恩來在參加《新華日報》創刊3周年慶祝晚會時,再一次收到有關事變急電,他當即向與會各界宣布,強烈譴責了頑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 1月17日,周恩來在獲悉蔣介石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后,即在曾家巖50號給何應欽打電話,義正詞嚴地指出:“你們的行為(動)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當晚,周恩來在紅巖辦事處二樓走道召集南方局、辦事處人員開會,通報事變發生經過。指出:目前時局發展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共完全決裂;二是國民黨不敢全面反共,但經過斗爭兩黨還可繼續合作抗日。而我們則應從最壞的可能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次日凌晨,周恩來奮筆寫下“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與挽詩。《新華日報》連夜刊印,在天亮前發往全城,使事變真相大白天下。

1月19日,南方局印發《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傳單,并廣為散發。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同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談話,揭露頑固派反共陰謀,要求國民黨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周恩來通過國民黨聯絡代表張沖,及時將上述“命令”和“談話”轉交國民黨中央。隨即,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在香港發出抗議,并致函蔣介石。國統區中間黨派也憤然抗議,章伯鈞等與周恩來會面,表達準備成立民主聯合會,團結各中間黨派、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加強合作,共同推進民主改革和反對內戰的意愿。

國民黨內也不乏反對內戰者,張治中向蔣介石呈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失策,認為“皖南事變”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系至大。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的王世杰,向蔣介石面陳慎重處置新四軍問題,以免造成內戰危險及國際間的不良觀感。國共談判聯絡代表張沖,在事變發生后“感到沒臉見人”。他對周恩來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指親日派)是奸。尤其是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二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所作演講中,以波蘭與法國不和而導致亡國的教訓,呼吁國共兩黨珍視民族團結,且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分裂提出警告。

與此同時,經過南方局外事組的工作,美、英、蘇等駐華使館以及國際機構也了解了事變真相,逐漸對中共傾于同情和支持。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國內戰意味著滅亡。1月下旬,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與周恩來會晤后將事件真相報告本國政府,英國政府即電告蔣介石,指出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2月中旬,美國總統特使居里與周恩來秘密會見不久,便向蔣介石聲明:“美國政府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

1941年2月初,二屆國民參政會召開在即,為抗議國民黨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這次會議。3月2日,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國民參政會,提出承認中共和中間黨派以及陜甘寧邊區合法地位、釋放“皖南事變”被捕人員等12條作為出席會議條件。中共的堅決態度,贏得中間勢力擁護和支持,最終迫使蔣介石在二屆參政會上作出“以后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

至此,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經過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復較量,達到了以斗爭求團結,維系合作抗戰大局的目的。

1942年至1943年間的國共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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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的叛國投敵行徑,激起了全國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資料圖)

1941年,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到空前規模。在歐、亞、非、美四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等廣闊地域里,有61個國家和地區先后卷入戰爭。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蘇、中4國為首的26個參加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的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對中國抗日戰爭和國共兩黨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1942年5月至6月期間,國共兩黨開始謀求彼此關系的改善。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紀念抗戰五周年宣言》。《宣言》強調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應繼續團結,承認蔣介石不僅是抗戰的領導者,而且是戰后新中國建設的領導者。這是“皖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一個重要轉變,反映了毛澤東關于“極力團結國民黨,設法改善兩黨關系,并強調戰后仍須合作建國”的愿望。7月21日和8月14日,蔣介石兩次約見周恩來,表達了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愿望。

周恩來與蔣介石談話后,立即將會面情況報告毛澤東。他認為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尚非其時,并建議先以林彪或朱德為代表見蔣,以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中共中央先是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毛澤東于8月19日又致電周恩來,認為根據當前形勢,他還是應該親自與蔣介石談判。周恩來認為,蔣介石雖有了用政治辦法解決國共關系的意向,但具體問題尚未涉及,對共產黨的壓迫毫無減輕,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認為蔣、毛會面時機略早。而毛澤東仍傾向于見蔣,認為在目前國際國內的大局勢下,見蔣有益無害,并迫切地表示,等林彪到西安見到蔣介石后,就確定與蔣介石見面的時間。他還再三表示:“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

9月5日,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全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經過反復磋商,毛澤東終于與周恩來取得了一致意見,決定派林彪會見蔣介石。

10月7日,林彪到達重慶,同周恩來一起與國民黨方面展開談判,并于13日,由張治中陪同會見蔣介石。16日,周恩來、林彪應約會見張治中。林彪說明中共有幾十萬軍隊在敵后抗擊日軍,要求國民黨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發餉,發彈;允許將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張治中立即將話頭打斷,建議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談,然后再同他談。

根據國共代表接觸過程中表現出的種種跡象,周恩來作出明確判斷:通過談判來解決兩黨間具體問題的時機尚不成熟。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分析,蔣介石及國民黨要人都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來代替全面軍事破裂。但是國民黨并不急于解決,而以為時間越延長,中共困難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他們的政治解決的中心仍以軍事為主,而以能否服從調遣、變更防地為前提”。

12月14日,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黨員大會上作關于國共關系問題的報告,指出,目前是“空氣緩和”,“關系恢復”,趨向好轉,但能否解決具體問題,尚“在兩可之間”。南方局當前的任務是促使蔣介石轉變其對中共的方針。基本方針仍是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和民主。具體方針是“爭取好轉,勿忘防御”;“爭取合作,勿忘斗爭”;“爭取發展,勿忘鞏固”。此后,周恩來、林彪又幾次同國民黨方面談判,國民黨方面仍未提出正式談判方案,只答復中共提出的方案與之要求差距甚遠。

1943年1月,周恩來會見張治中,宣讀中共方面最后的4項意見:一是黨的問題,中共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黨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區辦黨、辦報;二是軍隊問題,希望軍隊編4個軍12個師,并按中央軍隊待遇;三是陜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開往黃河以北的規定,但現在只作準備,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動。張治中逐條抄錄并核對后送交蔣介石。蔣介石立刻召集臨時軍事會議。會上發言的人,大多數表示不能接受。蔣介石沒有表態,只是說:“好吧,再說吧!”于是,談判進入擱淺狀態。

周恩來、林彪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雖未取得到任何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共關系。

(作者:簡奕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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